四、结语最后的人民集会不是一个历史事实，而是一个假设。

1999年日本《国家行政组织法》在中央省厅等改革过程中有局部修改。而这正反映出德国式君主立宪制法治国家的反法治国家特质。

（2）弱化三定规定内容的规范强度。在新宪法之下，组织法制的建设虽然仍在推进，但组织立法的数量相较于共同纲领时期为少。官制、特别是中央官制，是晚清政府两次出洋考察的重要内容，日本的官制成为考察和参考的重点。目前的组织法制由两部组织法律、两部一般性组织行政法规、三定规定以及一些散见于行政行为法中的组织法规定组成。这时就不能依据官制变更府县知事的管辖区域、废止府县知事。

行政组织必须是作为实行民有民治民享之行政的组织来设置、管理、运营。国家不渗透性理论又将行政作内部与外部的二分，行政组织事项属于行政的内部事项。当然，这种发展要求会受到法治实践事实上的修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鲜明特色，其中党委和政府主导在推进法治建设实践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可操作性指所有指标均可获取、可量化。（二）以民主性和科学性为根本追求在法治评估中贯彻民主性和科学性要求，就是在法治评估领域坚持法治的实质与形式标准的统一性。《德国民法典》依托当时成熟的概念、学说和制度，使法典的结构和内容更加科学严谨。

静态化和动态化的评估指标共同构成了我国法治评估的主体内容，直接影响着法治评估的基本策略和方法，科学的、全方位的法治评估在重点关注法治建设情况的同时，对未来法治指标和法治要素的可能变化也要保持高度的敏感性。从法治评估的主导者来看，国家层面的评估多由学术机构和科研机构主导，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法治评估研究中心、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等机构的法治评估模型都属此列。

可见，法治建设是一项依赖法律科学理论与方法的理性事业。明晰法治指数背后隐含的法治理念、机制和方法是推动法治完善发展的重要手段，而量化法治之所以可能，首先是因为法治状态的客观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的内在提升。地方法治指数评估可以借助各地智慧城市建设的热潮，逐步推动省、市、县等各级地方资源有效整合，推动法治政府的信息化建设。

目前法治指数评估领域中普遍存在评估指标贪多求全、缺乏可操作性和代表性的问题。党的十九大在此基础上提出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要求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通过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等措施，保障法治体系的良好运行。从评估的角度来看，任何政策的设计目标与最终结果必然存在差异，不能简单地将二者画等号。西方国家和组织的法治评估设计的根本问题就是人民性的不足，在选取样本和设计指标时仅考虑部分人的利益和情况，对偏远落后地区的具体情况明显关注不足。

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存在明显差异，两者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法治指数评估体系的内容。因此，地方法治评估应在国家层面评估原则基础上兼顾本地实际，对特定具体指标的变化和调整予以及时充分的关注，对诸如万人犯罪率、企业违法失信比重、司法审判效率等特色法治评估内容的采撷，将有助于提升评估的可靠性和适应性。

法治评估方案既非一蹴而就，亦非一成不变，要通过开展调研活动，结合社会人群、社会团体和专家队伍的体认和建议，不断促成评估方案的合理化，这一过程可能会一直持续到评估结束，与科学性的评估追求共始终。复次，按照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理念确定地方法治保障体系指标。

因而，在对地方法治实施体系的评估指标设计上，可在省、市、县范围内就服务型政府建设和严格执法情况、公正司法和责任制落实情况设置相关指标，通过考评和分析地方各级政府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法治实施状况，为地方法治建设提供可参考的标准和依据。在开展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法治评估活动中，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都必须认真对待。技术方法 对于一个志在建设现代法治秩序的民族国家而言，一套成熟的指导法治建设的理论与方法是一个必要条件。法治评估是一项大规模的系统工程，我们要善于通过历史看现实、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 如此才能为法治评估事业的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担负起对法治建设事业实施社会性考核和方向性引导的时代重任。违法必究涉及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性后果，可以测度地方法治的公信力和影响力。从法治发展角度看，法治评估实质上是人民群众对法治建设的客观成就和主观获得感的评判。

欧洲大陆制定的两部民法典引领和激发了其他国家和地区对法治的追求，《法国民法典》在捍卫自由平等秩序的同时，给法治后发国家带来了公平和正义的理念。法治不仅意味着它是一个法律规则的体系或书本上的法，而且更重要的在于这些规则应该在社会上实现，应该平等地实施。

可见，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是加强对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的必然要求， 构建起针对权力运行的制度密网，保证权力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序运行已然成为法治体系建设的重点。在恪守法治评估的一般性和普遍性基本规律的同时，地方的特殊性和典型性不容忽视，尤其是各地不同的风俗习惯、法律传统、文化信仰等是开展法治评估应当关注的地方性内容。

执法必严针对地方可能出现的各种徇私枉法、执法不公等现象，通过地方执法中的严格程度可以检验地方法律实施的效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

第二，现代法治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平等保障为法治的普遍接受性奠定了最广泛的社会基础。（三）法治状态的特定完成时法治评估现实可能性有两方面原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坚持依规治党，强化党内法规对党员干部的约束和规范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宣布，我们党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

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分别涉及宪法监督、执法监督、司法监督、检察监督等领域。不同于西方形式化的代议制民主，我国的民主更加重视实体和程序相结合、普遍正义和一般正义相融通，重视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全过程高质量推进人民民主进程。

这意味着，中国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实现了有法可依，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到二零一零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立法工作目标如期完成。（二）以十六字方针为地方法治指数评估的重要依据新中国成立以来，法治建设经历了颇不寻常的发展历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发生了深刻转变，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事业的主导性和推动性力量。

因此，法治评估的设计应当平衡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的比重，既不能过于追求客观指标，也不能片面依赖主观指标。（四）地方法治指数评估的过程与结果并重原则法治指数评估具有自身的内在规律和特殊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党的十八大报告对法治实施体系提出了总体要求，依法行政、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职权是其中的核心内容。法治必须是一个统一的规则体系，它意味着，由上位法派生制定出更加具体的下位法，而下位法规范可以上溯到上位法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将法治建设的焦点投向司法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和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建设等方面，已经非常接近法治实施体系建设的内涵。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要形成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以法治政府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为推进方向进行了重点部署。三是完成时，在此意义上，法治既不是未来关于法治的规划和目标，也不是即将实施的法治政策，而是某一特定时间点已经实现的法治状态。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大力推进监察监督，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形成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保障，通过完善党对法治的领导、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保证公正司法、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等举措推进法治保障体系建设。

法治的客观性体现在一系列实践治理指标上。这种主观条件一般包含三方面意涵：对法治状况的客观认识能力、对数据指标的设计能力，以及对获取与处理数据方法技术的掌握和运用能力。